自由党的胜利，加拿大信仰的失败，加拿大人被从灵魂深处的驯化

很多人说，这次加拿大自由党的胜选，是加国长期被极左意识形态洗脑的结果——长期受气候主义、进步主义和环保神圣化的影响，这些意识形态长年累月在学校、媒体、政府和文艺界中系统灌输，逐渐取代了以圣经伦理为根基的社会共识。然而，也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次胜利并非单纯意识形态驱动，而是外部因素和领导魅力的综合影响，比如缺乏像美国那样的特朗普或马斯克式的人物来打破现状，或者特朗普的吞并加拿大的言论产生反作用，使自由党绝地反弹，其实这几种原因都不是内在根本原因，如果我们从加拿大的历史文化背景出发，就能看出这种状况并非偶然，而是有更层次的原因。
我在《西方文明的历程》这本书中有一章节荡气回肠地描写了，当时的清教徒美军在蒙哥马利将军的率领下进攻蒙特利尔的情形，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加拿大尚为英国殖民地，人口主要由法国移民构成，信奉天主教。蒙哥马利将军本有机会彻底改变北美的版图，将加拿大纳入美国，但由于天主教徒对清教徒天生的敌意，蒙特利尔的法国天主教徒并没有支持反抗英国，这个压迫他们的宗主国，而是与英国驻军共同抵御“异端”的美军。最终，蒙哥马利将军战死，北伐失败，这也奠定了加拿大与美国在宗教文化走向上的分裂。此后的1812年战争中，加拿大的英军甚至攻占过美国白宫——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首都被外军占领的事件。这些历史事件提醒我们，加拿大并非与美国一致的“兄弟国家”，而是始终与英式等级制和天主教传统关系更深的社会体。

天主教对清教徒的敌意，清教徒反对天主教并非单纯的宗派争斗，而是基于几项根本性的神学差异，从理论上，常识上，以及几百年来的实践结果来看，清教徒的认识应该更接近于真理。
天主教推崇教阶制度，它以教皇为核心，位居顶点，其下依次为红衣主教、主教和神父，形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权力结构。教皇被视为“基督在世的代表”，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主教们在富丽堂皇的教堂中，身着华丽的法衣，主持庄重的宗教仪式，象征神圣与尊贵，这种制度强调“神权由上而下”，即神的旨意通过教皇和教会高层逐级传递至信徒。然而，这种等级制度与圣经中特别是新约中的描述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新约中，耶稣以身作则，亲自为门徒洗脚，彰显了谦卑与服务的精神。他教导门徒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马太福音 20:26），明确指出真正的领袖应是仆人，而非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使徒们也延续了这一精神，他们以平凡、平易近人的形象示人，与信徒同甘共苦，亲切地牧养教会，新约中没有任何与繁复的等级或华丽的仪式相关的文字，这种平等与谦卑的形象，与天主教教阶制度的威严和排场大相径庭。

天主教坚持圣经的解释权归教会所有，普通信徒不得私自解读圣经。这种做法在中世纪尤为严格，天主教会甚至禁止平信徒拥有圣经副本，违者可能被视为异端，面临严厉惩罚。这种垄断直接阻断了个人与神的关系，剥夺了信徒直接接触神话语的权利。清教徒认为这与新约中的教义根本冲突，新约明确指出，信徒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彼得前书 2:9），强调“人人皆祭司”的原则，这意味着每个信徒都可以通过圣灵的引导，直接与神沟通，理解圣经的真理。
同时天主教信奉教皇无谬论，它宣称，教皇在特定情况下（如正式发布教义时）是无误的，被视为“地上无错的神代表”。这一教义将教皇的权威提升至近乎神圣的地位，与清教徒所信奉的“唯独圣经”原则格格不入，清教徒坚信，圣经是信仰的最高权威，任何人的判断都无法凌驾于神的话语之上。同时圣经明确教导：“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 3:23），表明所有人，包括教皇在内，都难免犯错，即便是使徒彼得，作为教会的早期领袖，也曾在加拉太书中被保罗指正（加拉太书 2:11-14），因为他在某些行为上偏离了真理。天主教以此教义强化教皇的绝对权力，在1870年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上正式确立了教皇无谬论，进一步巩固了教会的中央集权。而清教徒则认为，这种做法不仅与圣经教导相悖，也与早期教会的朴素传统背道而驰，助长了教会的世俗化倾向，必然导致教会的贪污，堕落。

在反对天主教的同时，清教徒强调信仰在日常生活中体现，而非依靠金碧辉煌的教堂装饰、仪式或中介，他们来到北美的目的就是希望完全根据自己的教义建立一个平凡而又神圣，纯洁的社会。他们的信仰核心在于要求每个人亲自阅读圣经，他们认为，阅读圣经不仅是灵性追求的途径，还带来了识字能力的普及——在当时，北美殖民地的识字率因此跃居世界之首，这不仅推动了个人对信仰的理解，更在无意中塑造了美国社会的基石，全世界最高的教育水平。在高水准教育的基础上，清教徒对个体能力极为推崇，他们相信，人人都有能力直接与上帝对话，无需依赖教会的中介，这种信念进一步催生了对平等的极端推崇。这一观念不仅颠覆了传统欧洲社会的权威结构，还为后来美国民主制度的形成埋下了伏笔，成为《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理念的先声。

与此同时，清教徒将职业视为“天职”，这一独特的神学视角将世俗工作提升为荣耀上帝的手段。无论是耕田的农民、经商的商人，还是打造器物的工匠，他们都相信，每一份辛勤劳动都是对神的敬仰。这种观念赋予了平凡生活以神圣意义，激励人们在工作中追求卓越，同时也培养了一种互助友爱，互相帮助，互相提携的社会氛围。正是这种将信仰与行动结合的传统，孕育了美国人对工作的高度认同感，对人才的极端重视，从早期殖民地的拓荒精神，到现代科技与商业的突破——如蒸汽机时代的企业家精神，或硅谷的创新浪潮——清教徒的职业观始终是推动美国进步的深层动力。
而相比于受制于等级宗教传统的加拿大社会，美国的清教根基为其注入了独特的文化基因，一种结合了自立、创新与使命感的个人主义传统，美国社会比许多其他国家更容易催生像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这样异类的人物。他们敢于挑战权威，反思主流，崇尚自由，这也解释了美国为何能持续产生改变世界的远见者的原因。

而加拿大的宗教格局，也就是决定灵魂的最本质东西，是由法裔天主教和英裔圣公会的双重影响塑造的，其等级制、主教圣经解释权的垄断以及教徒被动接受教义的特征，这些限制了信徒对信仰的自主理解，以及对个人主义的尊崇，使加拿大人更习惯于接受权威的指导，尤其是在涉及集体福祉的领域，加拿大人更倾向于接受政府的主导作用，认为集体行动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这种文化差异，为加拿大接受气候主义和进步主义政策奠定了基础，这也是他们在过去三届选举中连续选择了自由党，等于接受一个威权政府，并接受了总理贾斯廷·特鲁多（Justin Trudeau）所推动的极端气候主义议程的根本性原因，特鲁多政府的气候主义政策几年来的实践结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碳税制度：加重了普通民众和中小企业的负担，农村和资源型社区尤其受到打击。限制传统能源产业：在全球能源不稳定之际，加拿大限制油砂、天然气开发，使得资源大国失去了能源安全话语权。推行绿色基建：虽然名义上为环保，实则成为大政府控制预算和利益输送的工具，对经济发展贡献甚微。将气候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环保变成“信仰测验”，任何质疑都会被污名为“反科学”、“反社会”。这些政策并未改善环境，却大幅削弱了经济竞争力和言论自由，特鲁多的政策实际是一种建立在全球主义、气候信条和身份政治上的新型左翼统治。
美国因清教徒信仰奠基，而成为一个能自我更新、自我反省的国家。加拿大因为信仰天主教与圣公会，逐渐滑入技术官僚、身份政治和意识形态主导的政体循环，难以催生强而有力的民间反对力量。而这，正是今天加拿大与美国之间最大的根本区别——一个还有灵魂挣扎的空间，另一个则已在制度性驯化中日渐沉沦，在特鲁多气候政策实践中有这么多后果的情况下，昨天仍然选举前国际气候行动倡导者马克·卡尼为新一届政府总理，这也注定了加拿大只能在尘世沉沦，当然，他们可能拥有一个全世界最蓝的天空，而美国才可能是西方文明的复兴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