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公然违抗法令，强行遣返重罪犯，很多人惊呼，川普实际上已经独裁，三权分立已经崩塌？真的是这样的吗？

近日，美国总统川普无视地方法官禁止遣送的法令，强行将一批被定罪的重罪犯遣送至萨尔瓦多的监狱，这一举动在美国国内引发轩然大波。许多人将其视为三权分立制度名存实亡的象征，认为总统公然违抗司法裁决，标志着美国宪政体系的彻底崩塌，川普独裁的骂声再次尘嚣直上。然而，这种现象虽然在当下激起广泛讨论，却并非新鲜事，其实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早就已经死亡了，早就有了民主党独裁，只是这些左派分子，今天才承认这个事实的人，之前不愿承认罢了。
回顾美国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类似的破坏并非个案。民主党领导下的许多大城市市长，多年来公然违背美国联邦法律与最高法院的判决，实施所谓的“庇护市”政策，以地方行政力量庇护非法移民甚至是犯罪分子免受联邦法律的制裁。这种情况可以追溯到十多年前，成为当代美国政治斗争中的长期现象。然而长期以来，左派人士对此视而不见，甚至将这种行为视作某种人道主义的正义举措。

更为明显的是前任总统拜登对最高法院判决的公然挑战。在最高法院裁决拜登政府关于豁免学生贷款的行政令违宪之后，拜登政府依然以行政令强行推行贷款豁免政策。这种做法明显逾越了三权分立的基本原则，但由于出自左翼民主党政府，很多批评者对这种情况选择性沉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基实我在《西方文明的历程》这本书及多篇文章中早有提及，美国是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美国的三权分立是建立在圣经之上的，失去这个基础，美国必然出现这种违宪的乱象，很多人很难理解？为什么有这么牵强的解释？且听我慢慢道来。
三权分立制度也就是行政、立法、司法三足鼎立，二百多年的实践使许多人认为这是目前最好的政治制度，可以防止任何一方独揽大权，确保公义与正义得以维护，避免独裁的出现。然而，这种理想状态的实现，从一开始就依赖于一个隐秘却至关重要的前提：三方必须共享同一套价值体系，而这一体系，在美国建国之初，就是基督教信仰，也就是以圣经为基础的道德观。

其实解释的逻辑也很简单，圣经中关于公义的许多事例使得立法者、行政官员与法官能够在什么是“公义，什么是”“对与错”上有基本的共识，不会出现鸡同鸭讲，牛头不对马嘴这种事，而圣经中有关谦卑与宽容的教导使他们能够克制权欲，不越界、不僭越，这为三权分立的运转提供了强大的文化支柱。
这种共识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具体体现在总统的行为与法院的裁决中，美国历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司法裁决，《马伯里诉麦迪逊案》（1803年），它确立了最高法院对于行政和立法部门行动的宪法审查权，明确了司法审查原则。当时的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在裁决过程中，不仅仅引用宪法本身，也广泛使用了基督教道德，以公义、谦卑与宽容这些圣经教导作为裁决的依据（这些在当代政治中却被认为是落后与古板的象征）。在这些基础上，马歇尔明确指出，法院存在的使命不是扩张自身权力，而是谦卑地维护正义，并确保其他两个政府部门不会滥用其权力。
时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虽然个人极不赞同马歇尔的裁决，但最终还是谦卑地接受了法院的判决结果，未使用行政权力强行推翻司法决定。这种态度，也是基督教所提倡的，人“当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彼得前书5:5），尽管总统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力，但在权力冲突时选择尊重法院的权威。三权分立的原则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从来没有出现过，即使是现代政治的鼻祖英国也没有实现过，很难想象，如果失去基督教，离开圣经，美国会形成三权分立制度。

很多人认为权利是争取来的，只要你争取就有权利，这其实是极大的误解。权利不仅不是争取来的，争取甚至可以说都不是条件。权利更多时候是根据圣经，根据宽容的原则，别人退让给你的，或者说按照道理，公义返还给你的。除了许多美国早期的宪政史外，最明显的例子是中世纪英国议会制的形成，贵族院根据圣经的教义认为平民也缴纳赋税，理应在议会听到他们的声音，于是就有了平民院的产生。英国议会制的形成在许多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事，但实际上，在当时英国的基督教社会里，却是瓜熟蒂落，自然而然的事。而在一个信仰分裂的社会中，权利不再是道理，公义体现，变成“你抢我夺”的战场，必然会出现种种独裁。寡头统治，暴民政治等乱像，根本不可能形成平和，理性的议会制度。

然而，随着近年来基督教信仰在美国的整体衰落，社会逐渐走向分裂。一方依然以基督教道德为立场，另一方则以世俗主义为依据，将极端追求个人人权与平等作为理论基础，形成了完全不同的道德观。由于失去了共同的道德基础，各方都自行界定“对错”，各说各话，当今的美国社会其实已经是一团乱麻了。同时整个社会已经失去了基督教的谦卑宽容的精神，变成了一个零和博弈的战场，权利不是通过双方共识的道理与公义获得，而是靠争夺与强求来获取。于是行政，司法，立法都在篡权，争夺它们认为的属于自己的权利，司法裁决与行政行为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社会与政治陷入无休止的争斗与对立之中。
以川普强行遣送重罪犯为例，处理被视为“恐怖分子”的罪犯，这在圣经中完全是公义，正义，绝对正确的事情，完全是总统正确地行使行政权力，是对国家安全的正当维护，但反对者同样可以根据所谓罪犯也有人权，必须平等对待的原则，指责他践踏司法权威，破坏三权分立。地方法官试图阻止遣送重罪犯，或许是出于对人权或程序正义的考量，理由似乎也是铿锵有力，但这种干预如果从圣经的角度出发，就是纵容犯罪，是极荒唐的，而且在传统上这也是越权行为，移民与安全事务一直都是行政部门的管辖范围。其实这种冲突的核心在于，双方都缺乏一个共同的道德观来裁决是非，并且都试图将自己的权力边界无限扩展。

三权分立的根基在于基督教信仰，圣经的教导，当所有人都在同一本“圣经”之下，知道什么是“对错”，愿意谦卑与宽容，并为更高的原则而非个人利益妥协时，才有真正的三权分立，权力制衡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否则只能带来三权“相互掣肘”，“彼此牵制”的乱象。解决今天这种乱象需要的不仅是美国制度的调整，更需要一场信仰与文化的复兴，它应该也迫使美国社会重新审视权力与信仰的关系，如果能重拾建国之初的基督教伦理——公义、谦卑与宽容——或许还有重建共识的可能，也就是我常说的，只有基督教，不是川普，才能让美国真正伟大，再次伟大。
值得注意的是，司法系统作为三权中最弱的一环，本应格外谨慎，避免卷入政治纷争。然而，近年来美国法官的角色日益“激进”，从堕胎权到移民政策，许多重大议题的裁决都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美国有几千名法官，如果每个法官都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判案的话，美国将进入真正的乱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