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推翻独裁不等于自由？为什么民主会梦碎？叙利亚政权更迭后的惨烈真相！！！！

近几日，互联网上流传许多有关叙利亚新政权HTS的消息，这个所谓的”新政权”实际上是一个恐怖组织。他们在叙利亚沿海地带对阿拉维教派和基督徒展开血腥屠杀，触目惊心的图片传遍了全世界，让当初热烈庆祝阿萨德独裁政权倒台的人陷入尴尬的沉默，这些当初满怀对自由民主渴望的人们，曾坚定地相信，只要阿萨德的独裁统治被推翻，叙利亚就会迎来民主自由的春天，欣欣向荣的未来，然而，如今血腥的事实击碎了这种美好的愿景。
叙利亚当前的混乱与悲剧，并非简单的政权更替问题，而深刻地揭示了一个历史真相：宗教决定历史进程。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够逐渐发展出稳定的民主自由制度，根本原因在于其扎根于基督教这个深厚的土壤之上，自由与民主并非可以任意移植的抽象概念，它们需要特定的精神土壤和文化环境才能真正生根发芽，脱离了基督教背景，自由民主制度往往会迅速凋零枯萎，甚至变形为专制与暴力。纵观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基督教不仅塑造了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观，而且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社会的政治结构与制度设计。正如我在《西方文明历程》一书所强调的那样，宗教决定历史，基督教决定西方历史，自由民主只有在基督教世界才可能实现。其实无论是伊斯兰还是基督教世界，对经书的不同理解必然形成不同的教派，但是基督教不同教派之间虽然也存在分歧与争斗，却能在基督教的基本原则——兄弟之爱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大融合，尤其在蛮荒的新大陆北美，这种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成就了美国的统一与强大，并衍生了它的副产物，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

与其他宗教或者没有神论的人类社会相比，伊斯兰世界与民主自由最为绝缘，最为格格不入。这种现象并非偶然，伊斯兰教奉行的是《可兰经》，而这本经书中的诸多教义本质上与自由民主背道而驰，最主要是可兰经强调政教合一模式，即国家即教会、教会即国家，也即宗教与政治权力高度统一的，必然形成与自由民主截然不同的治理结构。其次，伊斯兰人强调《古兰经》的绝对权威和不可更改性，不同教派对经文的解释往往导致不可调和的分歧，这一刚性原则很容易造成对立与分裂，更不用说形成建立在兄弟之爱基础上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所以伊斯兰教派间的分裂不仅难以融合，反而日益深化为更深刻的冲突，实际上，纵观伊斯兰历史，从未真正孕育出稳定的自由民主政体，即使有短暂的尝试，也很快因教派分裂及冲突而陷入混乱。

此外，伊斯兰教早期即与政治权力结合，先知穆罕默德既是宗教领袖，也是政治统帅，国王，这种传统使得教派分歧直接演变为国家间的对立。中东地区的地理 和部落社会结构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使得教派认同与国家认同高度重合。公元632年，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伊斯兰社会因继承问题分裂为两大派系：逊尼派和什叶派。这一分裂不仅是一场宗教争议，更是一场政治权力的争夺。逊尼派主张通过选举产生哈里发，而什叶派则坚持哈里发的继承应限于穆罕默德的血脉，即阿里及其后裔。这种分歧在公元661年阿里被刺杀及680年侯赛因在卡尔巴拉战役中殉难后进一步加剧，最终形成了不可弥合的教派对立。
从那时起，教派的分裂便与国家的形成紧密相连。例如，什叶派在伊朗地区的崛起可以追溯到16世纪初，当时萨法维王朝（1501-1736年）将什叶派确立为国教，以对抗奥斯曼帝国的逊尼派霸权，这一举措不仅巩固了伊朗的民族认同，也奠定了其作为什叶派大国地位的基础。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则以逊尼派为正统，统治着包括叙利亚、伊拉克和阿拉伯半岛在内的广大地区。这种教派与国家的结合模式在中东历史上反复出现，成为其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于是在当今的伊斯兰世界，不同的教派往往成为国家身份的核心，教派往往直接对应国家，国家也成为教派的延伸，教派冲突直接体现为国家之间的对立。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小国如也门、卡塔尔，阿曼，叙利亚等，还是大国如伊朗、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等，教派与国家的界限几乎重合。沙特阿拉伯对应着逊尼派这个大教派，伊朗对应着另一个大教派，什叶派，这种现象比较明显且上面也分析过，我们就不再继续讨论了。我们接下来将深入分析也门、卡塔尔，阿曼，叙利亚这些小教派即国家的实例，应该更能看到教派即国家这种伊斯兰世界特有的现象。

也门的宗教格局以宰德派（Zaydi Shiism）为核心，这一什叶派分支在也门北部山区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宰德派起源于8世纪，因其对哈里发继承权的独特主张而自成一派。从公元897年起，宰德派伊玛目在也门建立了独立政权，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20世纪。1962年，也门北部的宰德派君主制被推翻，但其宗教影响力并未消散。近年来，胡塞武装（Houthi Movement）作为宰德派的代表再度崛起，与逊尼派主导的中央政府及沙特阿拉伯支持的势力展开激烈对抗。也门的教派冲突本质上是国家内部权力斗争的缩影，宰德派不仅是一种宗教认同，更是一种政治实体的象征。
卡塔尔是由瓦哈比派形成的国家，瓦哈比派是逊尼派内的一个小派别，强调严格遵循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理念，倡导严格的宗教生活方式，在卡塔尔，瓦哈比派的思想和教义被广泛接受并得到官方的支持，其教义主导着宗教、教育、司法等多个领域，对社会具有绝对的影响力。因此，可以说卡塔尔实际上是一个以瓦哈比派为宗教基础而形成的国家。

阿曼是世界上唯一以伊巴德派为主体的国家。伊巴德派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之外的第三大教派，历史悠久，起源于早期伊斯兰时期，具有鲜明的宗教特色和独特的教义体系。与逊尼派和什叶派相比，伊巴德派主张相对温和、宽容的宗教态度，更强调个人修行、和平共处与社会稳定。这种教派特色深刻地塑造了阿曼独特的社会氛围、文化传统以及政治生活，造就了阿曼在伊斯兰世界中较为温和与包容的国家形象，显著区别于其他以逊尼派或什叶派为主的国家。
约旦，阿富汗也是由小教派形成的国家，由于本人的知识有限，应当还遗漏了不少其他一些小教派国家的实例。其实叙利亚曾经也是由小教派阿拉维派主导的一个国家，而如今它的新政权HIS，实际上是ISIS的一个分支，他们主要信奉的是逊尼派中的极端派别萨拉菲圣战主义（alafi-Jihadism），也是一个小教派。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应该更加可以看出，在伊斯兰世界，无论是也门、卡塔尔，阿曼这样的小教派国家，还是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大教派国家，宗教与政治的交织塑造了它们类似的命运，相似的道路，也即“教派即国家”这一特有现象。这与基督教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基督教强调的兄弟之爱、宽恕、个人与上帝直接交流，只有在这基础上才可能形成自由民主的制度，并且促进了社会的多元化和包容性，使不同信仰和文化得以共存，当然我这里再次强调下，这样的社会也必须以基督教为主体，否则必然出现如同拜登时期美国的乱像。而上千年的政治现实与可兰经的政教合一，强调绝对服从于宗教政治权威的教义的多重加持下，伊斯兰教派间却是难以容忍异己，根本就不存在兄弟之爱，甚至是兄弟阋墙，教派的融合极为困难，不同教派的矛盾无法通过自由民主的和平协商手段解决，而是随时付诸于世俗国家的武力，这也正是叙利亚等国家在民主浪潮后迅速陷入教派战争的根本原因，也解释了为何自由民主难以在中东生根的原因。

回顾更早之前的阿拉伯之春时期，许多西方国家和媒体曾为推翻中东地区的独裁政权而欢呼雀跃，认为民主自由的“人间天堂”即将在伊斯兰世界降临。然而，现实却一次次上演着悲剧。那些至今仍未被现实唤醒的，认为民主自由普适于任何社会的理想主义者，或许该从叙利亚的最新悲剧中深刻反思出一些东西。他们应当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观点，脱离了宗教与文化背景的民主移植是无法成功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在社会政治变迁中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自由民主并非普世价值，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而是需要特定土壤的特殊制度产物。西方式民主自由的成功，不仅仅是政治设计的成功，更是特定宗教文化长期积累的结果，将民主自由机械地移植到缺乏相应文化和宗教基础的地区，不仅不能带来稳定与繁荣，反而会加剧当地的冲突与混乱。尤其是在伊斯兰世界，仓促引入的民主实践往往被宗教极端势力所利用，造成严重的社会分裂、内战与人道主义灾难。理解这一历史规律，进而找到适合该地区的和平发展道路，或许是解开中东困局的第一步，也许这也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与责任，也是我锲而不舍地推广我《西方文明的历程》这本书的原因所在。